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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全数束缚个人私自的东西——讨厌东瀛中型

日期:2019-09-28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独唱团-第一辑

为了破碎的鸡蛋

【来自《独唱团》第一辑。BY:林少华】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

“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 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高墙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作者:林少华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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