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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儒

日期:2019-12-13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二、隋唐三教关系与儒学的发展

儒道佛三教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乃至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但若要对其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洵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儒道佛三教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并且各自都积累了浩如烟海的经典着述,学者们学有专攻,至于皓首穷经,通其一家,已属于难能可贵,而能够兼通三教,自然是凤毛麟角。更有进者,学者们在通其一家之学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形成某种立场和视域,从而影响和限制对其他两家的客观了解和同情默应。故而在汗牛充栋的图书馆中,却很少发现有关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的专着。今读牟钟鉴先生的近着《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笔者在震惊于其格言警句般的论述的同时,也真切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仍然以孔孟创导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特别是释、道的出世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着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洪修平教授

其次,牟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特征有着非常深刻的论述。牟先生从自然环境自成一体、农业文明发达、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等多种因素证明,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某种单一的文化,“各氏族、部族、民族的特色文化在相遇中不是一个吃掉或取代另一个,而是互相吸收,共创新的综合型文化,又能保持各自的特色。”孔子集尧舜以来上古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复经孟子与荀子的开拓,最为契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坚实基础。由老子创立,并经庄子等人继承和发展的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儒家相互对立,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老子道家与孔子儒家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又时分时合,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极高明、一道中庸,一返璞归真、一人文化成,互补性极强,成为贯通中华思想史始终的主脉。”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在儒道两家对立互补的基础上,中国又消化和吸收了自印度传入的佛教,“儒家文化有‘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悖’,道家文化有‘容乃公’‘知和曰常’的理念和吸纳百家的传统。因此,两家主流人士不仅不强烈拒斥佛教,而且还主动了解和研读佛教,力图从中寻找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契合点和能够长短互补的地方。”而由于佛教的输入形成儒道佛三家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丰富和优化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又都给整个中华文化带来生气,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使之更加多姿多彩。如儒学因玄学而提高了创新经学的能力,由佛教而扩大了宇宙论的视野。佛教因儒学而加大了现实的关怀,由玄学而接通了梵华之路。道家、道教因儒学而强固了中华根基,由佛教而充实了教义教规。”正是是在儒道佛三教并立共存的基础之上,中国文化在坚持主体性的同时,继续向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乃至一切外来思想和文化展示出开放、包容、接纳和融合的姿态。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特质入手来考察儒道佛三教关系,可以说找到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着力点。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到13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形成了体系,迄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的理论为信仰基础的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时末产生了吉田神道,这个神道宣称:道教所谓老子大元说的大元尊神—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万物之灵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并从佛教《法华经》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说法。总之,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显然被吉田神道吸收进去了,但只是作为润饰,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这些神道随着朱子学成为德川官方的统治思想体系,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份的封建伦理道德,另外还揉合了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

如果说隋唐道教重玄学表现的主要还是隋唐道教在形上学方面与佛教的交涉,那么中唐以后兴起的道教心性学则表现出了隋唐道教在当时三教普遍关注心性的思想背景下逐渐转向对宗教修行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而这种探讨也集中体现了三教在心性问题上融合的新趋势。在隋唐道教的心性学中,无论是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等新道经,都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如《上清经秘诀》中说:“所以教人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亡则道废,合道则长生也。”[17](p.732)在这种对“心性”的推崇中,抽象绝对的“道”不仅通过“心”而与众生相联,而且“心”实际上也与“道”一样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而这正是传统道家道教的主静修心论通过借鉴和融合佛教心性论和儒家人性论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牟先生还对历史上视为定论的一些说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如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儒学是衰落的。牟先生认为这是人们受到韩愈误导的结果。“事实上,儒学自汉代起一直在综合创新中前行,魏晋以后在与儒道二教互动中发展。唐代儒学虽然在理论层面没有佛学光彩,却在经学统一、教育制度、治国理政等方面,达到了汉代未曾有的新高度,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对于盛唐事业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如此之类的论断所在多有,可以引导我们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深入思考。

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韩国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韩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形式。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它的教理和实践是把儒、佛、道的思想加以折衷调合而形成的。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东经大全》中曾称:“我—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我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者之乎。”他向弟子宣教说:“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以慈悲平等为宗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手执念珠,取佛教;悟玄机,镯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终末升天,取道教”但他也批评“三教”的不足说:“儒教拘限于名份,未能进入玄妙的境化,佛教进入寂灭后断了伦常。道教悠于自然,缺乏治平之术。”着:《韩国宗教史》第337页,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三教是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自东学创始以后的130年间,它推动了韩国近代史上多次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如1884年的东学革命运动,1904年的甲辰开化运动,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等等,迄今在南北统一运动中还有着明显的影响。自东学运动至8·15朝鲜半岛获得独立的八十余年中,韩国出现了将近80余个新兴“类似宗教”。这些宗教教理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在继承朝鲜半岛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力图与儒释道相结合,它们常常摄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明心见性的思想和道教的养气炼神的修持方法,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派形式。这些教派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侍天教、水云教、白白教、哆教、普天教、金刚道等等。此外,在韩国民间流传的、作为韩国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过儒、释、道的思想。“神教”在19世纪初出现的派别—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础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见性,道教的养气炼神和儒家的理气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

一、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

首先,牟先生认为儒道佛三家各有其教又各有其学,此实为孤明先发的不刊之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儒家为学派,道家、佛家为宗教。牟先生对此大体也是认可的,他有时就是这样展开讨论的。但牟先生的认识并不止此,他进一步提出了三教六家的主张:“儒、道、佛三教中的每一教内部其实又可分为两家,三教六家。”对于佛教既有信仰佛菩萨的宗教,又有讨论真空妙有的哲学,道教既有追求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又有追求长生不老、招神劾鬼的宗教,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儒家之有敬天法祖教和儒学的区分,则是闻所未闻,可谓是牟先生的创见。牟先生指出,儒家之敬天法祖教传自周代,是中国人的基础性宗教和价值源泉;儒家之儒学则创自孔、孟、荀,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支柱,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敬天法祖教有教而无教,两者既并行发展又交叉互补,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正宗信仰和基本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由于有儒学而走上‘清明安和’的人本主义道路,由于有敬天法祖而能‘神道设教’,推进道德教化。”教还是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非纷纭,未有定论。我想,儒家文化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争论的双方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而牟先生的论断则可以综合双方之所见,祛除双方之所蔽,十分有利于我们理解儒家思想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形中为未来的儒家研究开启了多元化思维和层次理解的致思趋向。

但是全真教道士高唱的“三教同源”与南北朝时期鼓吹的已有不同,前者着重于融通三教的核心即义理方面,特别是道、禅的会融;后者则是从劝民从善的社会作用方面着手。

从历史上看,隋代就出现了刘焯、刘炫二大儒,他们学贯南北,博通古今,所撰《五经义疏》影响很大。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可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中唐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进一步推进了复兴儒学的进程。

再次,牟先生对各个历史时期儒道佛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均有极为全面、系统和深刻的阐释。先秦两汉时期,中国文化主要表现为儒道两家的相互融合。儒家由于学习道家而提升了自身的境界,道家由于吸收儒家而增强了入世的品格,“儒道两家的并行与交错,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对应性智慧,也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了可自由选择的进退自如的精神空间,还为学者创新发展中华学术提供了不同思维方式的富有启示性资粮,同时还积累了多样性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宝贵经验。”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由此揭开了儒道佛三教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大幕。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发达,“其中解说儒家经典的部分可称为玄学经学,是儒学跨学派的延伸,……其经注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牟先生创立“玄学经学”的范畴,揭示了此期儒学所受道家和玄学的深刻影响。魏晋玄学虽然主要是高扬了老庄的哲学,但因受到儒家的影响而又关注人伦,故而成为一种新道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由惑众作乱到得到国家认可,佛教于其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示范作用。而佛教也吸收了儒道两家的不少思想资源,最终在中土扎下根来。至隋唐时期,佛教综合儒道两家之精髓而创立了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宗派,道家和道教也吸收佛教的般若思辨而发展出重玄学的形态,儒家也在佛道两家的刺激和示范之下掀起了复兴运动,三教之间的相互融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相互吸收和融合,发展出理学、全真道,佛教也在民间获得了普及性的发展。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飘摇之中,儒道佛三家都获得了形态更新,其相互之间的吸收和融合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促成因素。牟先生并非不关注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但牟先生显然更为重视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我想,这里蕴含着牟先生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终极关切,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牟先生的文化信念,即人类文化必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加彻底的程度上实现进一步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越南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越南的儒家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处于统治的地位,但它的影响是深厚的。

四、隋唐三教关系与道教的发展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牟钟鉴着,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定价108.00元

宋明理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出来的儒学仍然杂有释、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学体系主要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我国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使理学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时期。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佛教宗派的创立以及佛经、著述、思想学说、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它构成了整个隋唐时代思想学术繁荣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最后,作为研究佛教的学者,笔者发现牟先生对佛教中国化的论述也非常精彩。牟先生意识到,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则取决于佛教能够弥补中国固有文化的某种不足,二则取决于佛教传入时中国的哲学思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前者意味着佛教输入中国的必要性,后者则保证了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相互交流中居于主体地位。如其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迅速崛起,首先指出数百年佛经翻译的积累已为佛教在中国的兴起准备了前提条件,接着阐明连绵不断的战乱和动荡所造成的社会苦难使佛教的佛教获得了空前的机遇,然后诠释魏晋玄学“提升了中国人抽象思维水平、学会了对大道的体悟,从而成为接引哲理型佛教教义的重要桥梁,这使得佛教的译经和解经一开始就具有玄学的强烈色彩,并推动佛教顺利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最后牟先生强调了佛教教义的独特哲理性对中国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想这里可能包括佛教四谛论对人生是苦的揭示,对持戒修行可以获得解脱的允诺,以及对于生死轮回、天堂地狱的描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中国”一词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在历史上是变动不居的,佛教的中国化因此也就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性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吸收了得意忘言的玄学思维方式,吸纳了“有无”“虚实”“动静”“体性”等玄学词语,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佛教在隋唐时期创立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在教义教理上,以印度佛说经典为根据,又会通中华儒家道家文化,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全面实现中国化,从而达到了鼎盛状态。至于宋明时期,“佛教的主流在朝着内部禅净教融合、外部儒道佛贯通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化程度进一步深入到民间、底层,从而成为在中国民间具有草根意味的文化传统。即便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佛教不仅是儒道两家提升和发展的思想资源,而且与儒道一起形成中国接纳、吸收和改造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基础。牟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学者们从三教关系的角度上理解佛教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启发性。

三、“三教合一”对我国周围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中唐以后的儒学新突破,首先表现在释经方法的变化上,即舍传求经,在经学里注入新思想,这种变化使得自由创造儒学新说成为可能。在此之前,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的经学化传统,已成为儒学变革创新的重要滞碍。甚至在致力于改变经学大意的刘焯、刘炫、王通等人那里,也没有突破经学的形式,他们并没有提出要改变经学是表达儒学的适当形式的观念,他们想改变的只是经学的内容,倡导一种对经学的新的解释方法,不再对训诂名物感兴趣,而强调经典内在的义理,这种以经破传的方式所昭示的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到了韩愈等人那里,却进一步发展为甚至可以从根本上丢开经学。这种对经学的态度是入宋以后疑经、非经与重义理思潮兴起的重要前提,“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3](p.286)。正是经学上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及其所导致的思想解放,以及重义理轻章句的取向在经学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才有了日后宋明新儒学的兴起。

从以上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苹苹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

隋唐道教理论的重要建树,突出地表现在其重玄学理论的兴盛。重玄学是渊源于原始道家、发轫于南北朝、融摄玄佛之宗义、以双遣双非为重要理论特征的隋唐道教的一种主流学说。以成玄英、李荣、唐玄宗、杜光庭等为代表的重玄学大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在道体论、道物论等许多方面对道教形上学展开了全新的理论阐发,从而大大提升了道教理论的思辨水平。而隋唐道教重玄学理论的发达,正是道教思想与佛教思辨理论相互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越南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佛教传播之初曾经起过桥梁的作用,梁启超、胡适之等都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是由印度经斯里兰逛至交趾,再由交趾经广西或云南至长江流域,他们的论断已被江苏孔望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所证实。据晋高僧传载,三世纪着名的高僧康僧会因他的父亲在交趾经商曾客居交州。从他所编译的经典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弘扬以佛教为主的“三教合一”论者。康僧会在《六度经集·察微王经》中不但用道家的“元气”来概指佛家的“四大”,而且还用传统的“灵魂不死”来阐发佛教的“轮回转生”的学说。另外,他还竭力宣传孔孟的忠孝仁爱的伦理纲常思想。在八世纪前,越南的佛教受到印度的影响较大,但在此以后便渐渐转向中国,并成为北传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支脉。

三、隋唐三教关系与佛教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封建帝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缤纷,儒、释、道在这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代。纵观这个时期,由于各代帝王信仰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从而在政治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唐帝国的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等。其重要表现是: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角度来看,隋唐儒学虽然重新恢复了正统的地位,但其独尊的地位毕竟已让位于三教鼎立的局面。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唐代儒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让它不仅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且也回到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同时,佛道二教的充分发展,也促使儒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唐初颜师古所撰的统一儒家经书文字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等撰的统一对经书义理解释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的儒学进入了统一的新时代,由此开辟的不仅是唐代儒学的新局面,更奠定了唐以后中国思想学术走向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的迫切性也日益提到了统治者的面前,因而隋唐二朝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儒教,这也对儒学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教合一”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这正如清朝雍正皇帝在1731年所发布的上谕中概括:“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我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在三教关系中,儒家一直处于正统的地位,他们宣传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之本,道统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精神武器,因之显得特别重要。唐太宗曾说梁武帝按佛,甚至到佛寺舍身为奴,但是梁武帝在做皇帝后就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石氏身砺行,由乎经术”,这可看出梁武帝也懂得儒学对他治国的重要性。儒、释、道提出“三教合一”虽则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它两者,但归根结底实行的还都是以儒为主,佛、道携手为辅的组合形式。

值得重视的是,隋唐佛教不仅对儒、道加以融合,而且还从理论上对这种融合作出了论证。例如中国佛教宗派中创立最早的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并根据有关经义而提出了“会三归一”的理论,在“方便”法门的旗号下,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义说成是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又为它把佛教的不同教义乃至儒、道等不同的思想“会归”到天台宗教义中来提供了依据。华严宗则有“立破无碍”、“会通本末”的判教论,它一方面破斥了华严教义之外的种种异说,另一方面又以华严教义来“会通本末”,认为所破斥的诸种异说“同归一源,皆为正义”[11](p.710),即站在华严宗的立场上看,其他各家学说也都具有真理的成分,都可以归入华严教义中来,这样既抬高了华严宗本家之学,又为调和会通包括儒、道等在内的各种异说作出了论证。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其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禅宗正是以此而将自己与其他教派相区别,并从“不立文字”出发,“不拘一说”地在坚持佛教基本教义立场的同时,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的会通与融合。隋唐佛教宗派对融合各家学说所作出的理论论证,标示出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佛教理论在隋唐时趋于成熟,这也是隋唐儒佛道三教鼎足而立新关系格局下的理论产物,它对隋唐佛教的思想理论建设影响重大,也对其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思潮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合一”

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道家与道教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人生论。外来的佛教正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充分拓展了其本身蕴涵却又被整个思想体系窒息的对人和人生的肯定,并以此为契机而与儒、道融合互补,以其独特的人生哲学与儒、道一起入世发挥着作用。正是基于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三教鼎足而立的新局面才于隋唐时期得以形成,而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的国家,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在先秦以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崇拜天帝、祖先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性宗教,这是儒教的前身。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说,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礼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在东汉时,张陵在四川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某些原始宗教信仰、巫术和神仙方术等创立了道教。在公元前,外来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汉地,当时人们只把它看成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我国邻近的国家。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了喋喋不休、震动全国上下的争论乃至流血斗争,儒、释、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都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因此,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神仙系列也更为芜杂。由于道教经论日益增加,开始编纂了“道藏”,南渡后出现了不少新的道派,这些教派都主张“三教合一”。至元朝时期,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入清以后,儒、释、道没有重大的变化,影响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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